1890年6月17日，山县有朋正在自己的首相官邸看着一本书，确切地说，这是他自己的“著作”，《军人训诫》。
说起这本书，那也是很有历史的。山县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，同套的还有《军人守则》和《军人敕谕》。其中，《军人守则》列举了军人的七大职责:效忠、绝对服从、勇敢、善用体力、俭朴、荣誉及尊敬尊长。《军人训诫》则以“忠实、勇敢、服从”为基本精神的，要求日本军人绝对无条件服从天皇。而以天皇名义颁布的《军人敕谕》，则明确规定日本军人要“尽忠节”、“正礼仪”、“尚勇武”、“重信义”、“归俭朴”，其中核心是“尽忠节”和“尚勇武”，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，即“责任重于泰山，死亡轻于鸿毛”，要求军人必须具备以死效忠于天皇的“崇高”观念。
可以说，这三本书中的规定造就了后来的日本“皇军”，其精神理念也一直支配着“皇军”到1945年。可为什么会有这三本书呢？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，或者说，是有一些由头，才会让山县有朋有这个机会抛出这些玩意儿来的。
那还是在十几年前，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，扶植明治天皇推翻了德川幕府的萨摩，长州，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“御亲兵”。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“废藩置县”的改革。这些“御亲兵”后来改名为“近卫”。
由于明治维新的前期各地叛乱不断，这些“御亲兵”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，很是耗费了一些功夫。不过，虽然四处镇压，“御亲兵”们却依旧没能起到太大的镇慑作用。到了1877年（明治十年），来了一场被称为“西南战争”的大规模反叛。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，陆军大将，前近卫都督，也就是“御亲兵”们的前任大头子西乡隆盛（就是前面所写的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哥哥），带着7个大队的13000名士兵打着“有话要对政府说”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，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，组成了一支30000多人的部队，把个熊本给包围起来了。还放出话来，要一直打到大阪、东京。
当时的明治政府非常慌忙，赶紧派兵镇压。先是派了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，又找了两个武将，一个就是时任陆军中将的山县有朋，另一个则是海军中将川村纯义，让这两位给亲王帮忙做参军，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，以及不是兵的士兵们去“讨贼”。
为什么说还有一群“不是兵”的兵呢？因为征讨兵力不足，明治政府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（当时叫“巡查”）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。
结果这一仗打了七个月。最后官军赢了，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。不过，官军也确实该赢。首先，反叛军是所谓“贼军”，道义上就输了一着；其次，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，“有话要对政府说”是个什么意思？既然有话说，那怎么还想打到大阪和东京？这是有话说的体现吗？第三，官军的武器比贼军要强的多，用的都是法国制的野山炮和步枪，贼军却没有；最后就是钱，贼军军费只有70万元，而官军用了4160万。所以说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。
但是日本政府还是很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双方实力悬殊这么大，这仗居然还打了7个月，大家觉得很不正常！于是，开会总结，几次之后，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：文官掌了统帅权。文官不是武将，不知道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道理，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，把战机给延误了。还有一条呢，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，一个好招都支不出来不说，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。
本来，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山县有朋也不会因为这个整出什么“大日本军人三件套”的书来。关键是就在明治政府在总统经验教训的时候，又出事了。而这次不是叛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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