笑：“也不怕大家参我畏敌不前，也不怕大家参我祸乱军心，也不怕大家参我侍主不忠，反正我就是这样了，反正我们这些丘八已经这样了，身无长物，只有烂命一条，但这条烂命却不想平白的抛弃，因为我们还有太多的牵挂，如果各位大人想让我带着这些兄弟去以卵击石，恕某万万不能从命，我不弃城逃跑，因为我还有家小，我就准备和这城池共存亡以报君恩，这，是我的本分，其他免谈。”言罢也不多说，带着几个亲兵副手大步下城而去，留下一地尴尬的将佐官吏尴尬相视不能言语。
张元好半天才回过神來，看看远去的千户和他的军户，看看遥远的黑虎寨热火朝天的工地，无可奈何的摇摇头。自己本就知道这朝廷卫所士卒已经不堪，但沒想到卫所士卒的境遇已经不堪到这种程度，文官不把士卒当人，武将更是把士卒当牛马，那还怎么能驱使士卒战场拼命？自己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，根本就比济事，更不要说能改变什么，这大明已经彻底的烂了，烂的根本就不能修补，一间窑洞窗户破了不要紧，门窗坏了不要紧，但是整个窑洞都摇摇欲坠了，那还怎么修？指望这些缺衣少穿粮饷不济的士卒为自己剿灭闯贼，像那个周暨说的为朝廷出力？那是势比登天，再回头看看连赶了五天半夜路程，已经疲惫不堪的子弟乡勇，出城约战更是不能，就只有这样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要塞，如一把尖刀般直抵在自己的心口咽喉却是无能为力。
看看依旧在寒风里瑟瑟发抖，抱着刀枪一脸麻木的卫所军户，想想这个还有些血性有些良知的千户，张元倒是由衷的钦佩了。
（以上境况非本人杜撰，历史上有书可查。）
明朝的军制，开初是寓兵于农。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，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。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來，进行屯田。沿边卫所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；内地二分守城，八分屯种。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。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，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。在这种制度下，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，不用给饷。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：吾养兵百万，不费民间一粒粟。可是，后來法久弊生，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、豪右和内监占夺。即如卢象升所言：“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。因循日久，俱为豪右所占。是以屯日益窘，军日益贫。甚至当军者无地，种地者非军，豪强侵霸以肥家，公私因是而交困。”英宗以后，沿边的战事逐渐增多，“疆场戒严”，相应而來的是军队训练和戍守的时间增加，农事自然受到影响。还有不少屯地被持敌对态度的少数民族所占领，出现“田在敌外”的情况。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，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，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。万历以后，国家财政入不敷出，拖欠军饷的情况越來越严重。加上官吏的克扣，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。在明末灾荒连年，粮价陡涨的情况下，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。天启七年八月，陕西巡抚胡廷宴的疏中说：“临巩边饷缺至五，六年，数至二十余万；靖卤边堡缺二年、三年不等；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，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。各军始犹典衣卖箭，-----今则鬻子出妻------；始犹沿街乞食，今则离伍潜逃；始犹沙中偶语，今则公然噪喊矣。”
崇祯年间，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，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：“今逋饷愈多，饥寒逼体。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，依然典卖矣。多兵摆列武场，金风如箭，馁而病、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。每点一兵，有单衣者，有无袴者，有少鞋袜者，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。”在另一件奏疏里，他又说：“所辖之军，其饷银自去年十一、二月到今，分毫未领也。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，乘马荷戈，而但有人形，全无生趣。往时见臣督临，犹跪路跪门，纷纷告讨。此番则皆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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