败或者丢失城池，李云天也会给其军功。
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李云天作为统帅，着眼的是整个战局，而不是一城一战的得失，从全局来筹划他的战略方针。
如此一来，既增强了骁武军的凝聚力和执行力，也会使得各个将领安心于本身的职责。
对于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军功，李云天认定的标准主要有三点，一点是作战是否勇武；一点是战绩的大小；一点是是否完成战略目标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无论是中高级军官还是基层军官，李云天都实行各级主官负责制，即战斗的成败皆由各级主官负责，既立功受奖也承担罪责。
与骁武军的军功体系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大明实行的“赏功体系”，永乐十二年，永乐帝参酌洪武、建两朝的升赏旧例，确定了将士的两种赏功方式，自此以后明朝基本沿用这两种不同的标准来制订将士赏功的细则。
一种标准是从战争胜败的整体出发，以士兵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勇武来确定功绩，简称“战功制”。
另外一种标准是以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评定赏格等次，简称“首功制”，这里的“首”指的是被杀敌军的头颅。
通常来说，大明以首功四等、战功二等来确定参与作战将士的战功。
所谓“首功四等”应指明廷按立功地区、擒斩对象不同划分为“北边”、“东北边”、“西番苗蛮”、“内地反贼”四个档次给予不同的首功赏格。
“战功二等”指明朝以士兵在战斗的表现分“奇功”、“头功”两个名号来论功次。
另外，首功制除了以上四等外，大明中后期还出现了“倭贼”功次、“流贼”功次等，战功制下除奇功和头功外还有“次功”之名等
有明一朝，关于军功方面的条例繁多，各种赏格也屡经变易，不过战功制和首功制作为两大基础标准贯穿始终，此消彼。
洪武、建和永乐年间以战功制为主，这从永乐十二年军中赏罚号令可以看出：“凡交锋之际突入贼阵、透出其背杀败贼众者，敢勇入阵、斩将搴旗者，本队已败贼众、能救援别队克敌者，受命能任其事、出奇破贼成功者，皆为奇功；齐力前进、首先败贼者，前队交锋未决、后队向前破贼者皆为头功。
凡建立奇功、头功，其亲管头目即为报知，妄报者治以重罪。
行营、下营之时擒获奸细者，升赏准头功。余俱次功。”
由此可见，永乐时期对将士军功的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战功制，虽然永乐十二年的赏罚号令中还有“哨马生擒虏贼一人来者，赏银三十两；斩虏贼首级一颗来者，赏银二十两”，依照的是首功制，不过这只是针对哨马获功而言。
自洪熙、宣德以后，大明军功的主要认定标准发生了改变，换成了以斩首多少论功的首功制，战功制为辅。
此后，尽管首功制成为明军功制度中的主导标准，但战功制未被完全废除，两种标准依然并存。
嘉靖四十年，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流寇，行前还专上书朝廷希望确定军功标准究竟是首功制还是战功制，并在后面建议“计今合当止以战次为额，如某处贼约若干，但能全胜，则约以悬赏若干，而不必论其首功”。
战功制之所以在洪熙、宣德年后沉沦，主要是因为借此冒、滥功者日盛。
首功制好歹还有首级来进行核实，战功制只须巧立名目就可冒功，其真实功绩难以考察，以致于常发生斩首不过几级，而升赏却有数十百人的“盛况”。
正德末年应州的一次战斗，斩首流寇不过十二三人，但却因为巧立“当先冲锋”、“赍旗督阵”等五花八门的名目，以至于官军获得升赏者不下数百，可谓冒滥之弊极矣。
由于战功制始终存在着冒功、滥功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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