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。
开学前两天，隆娘接到一封信，里面夹着一张十元钞票，信中写道：“非常高兴你能加倍报答为你服务的劳动付出，但我是志愿者，不收取报酬，更何况我是你的同班同学。为了庆祝我们即将开始的新学年，我冒昧请你吃饭我请客，你掏钱，以那十元为限。如蒙恩准，明日下午四时东校门见。你想吃北京菜吗？我们一起冒一次险，听说豆汁儿又酸又臭，我想试吃一次。”结果可想而知，“第二次握手”由彼此的歉意到释怀的微笑，从拘谨到轻松的调侃，再到彼此友善的自我介绍，进而到真诚的信赖。这顿北京的砂锅菜，外加两碗豆汁儿，不到十元，却催生了两位青年一生美丽的诗篇。临分手，两人相约互相帮助，建立友谊，简直可以称为兄妹。王生送给隆娘一个母亲缝制的小钱包，里面装着这次十元“晚宴”找回来的零钱。
这段往事，是他俩事后亲口对我说的。“文革”的时候我曾被批判“为学生保媒拉纤”，真是冤枉。他们的爱情生长之迅速，如升空的火箭，何劳旁人催化？何况他们此后的表现简直无可挑剔，无论学业、社团工作、社会实践，样样优等，彼此促进。自然，他们之间也有燃烧的热情和人为的苦闷。这人为的痛苦，一面是客观的阻力，比如下乡劳动、社会实践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系里必定将两人分到两处，徒增两人分离相思之苦。后来，分而又见的惊喜更增加了爱情的温度。有时两人故意制造些小矛盾，比如一些无关宏旨的不同观点的碰撞，由争吵到故意避而不见，直到一方道歉才见面，这样，感情更加甜蜜。
五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，“文革”却还没结束。他俩的爱情受到第一次真正的考验。王生被分配回到家乡的县城，隆娘却以照顾复出工作的老父亲为由，被要求留在京城。母亲为隆娘找了一位英俊青年，隆娘却宁愿接受母亲“断绝母女关系”的威胁，也决不动摇与王生的爱情，一定要和他一起到山区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，而不享受特权留在北京。她胜利了，和王生一起出发，送行的是同学和我这个不称职的老师。我在车站见到一位憨厚的中年人，他微笑着拥抱隆娘，深情地亲吻她的额头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隆娘的哥哥，因为此后他找到我，述说了他妹妹的故事。他真是位好人。
据他说，王生在县教育局工作，隆娘在中学教书。他们只有微薄的收入，还要赡养王生的寡母。一个总在王生面前撒娇的“公主”，一改前颜，素面朝天，系起围裙，操持家务，殷勤地侍奉婆婆。老太太是在微笑中去世的，临终时还紧握着隆娘的手说：“老天爷心疼我，给了我个好儿子、好媳妇，隆隆啊，娘谢你呀！”
老人满意地走了，上天又为他们送来爱的结晶：隆娘怀孕了。她特别想吃酸的食物，王生就到城外的山上采杨梅。“他真傻，”隆娘的哥哥对我说，“他不知道野杨梅总是长在山坡边，密密麻麻的，挡住视线，斜坡下常是悬崖。他就那么死心眼儿，偏偏在悬崖边上采杨梅，一脚没踏稳……幸亏被棵树挡住，但还是伤了腰和腿，被救下来了，可是瘫了……隆娘跟我说：‘哥呀，要是我不怀孕，他不采杨梅，就不会……’我说：‘你别犯傻，要精心保住孩子，哥帮你……’”
我在这个憨厚的男人眼里看到了晶莹的泪花。我明白了王生和隆娘的生活是多么艰难，于是我想接济他们。她哥说：“不，隆娘说她在您这儿保存了个钱包，她只要那个……”我想起来，在他们离开北京时，隆娘递给我一个书包，说：“此去情况不明，有些宝贵的东西请老师帮忙保管。”我一直把那书包放在箱底，从未看过。赶紧翻出来，打开书包，里面是五本日记簿和一个闽粤一带手绣的钱包，非常漂亮。这大约就是他们初次相约吃饭时的纪念物，里面一定还有当年结账剩余的零钱。我立刻懂了隆娘的心境，她视这比一切钱财都贵重，她依旧保持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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