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情的洞察，比裴诜所探会更为详尽。
好比说，裴诜的汇报书中，并没有提到乱戎首领的名字，游遐也有报告书呈上，却开列了其中二人，都是氐酋，一个叫徐库彭，一个叫句渠知。
裴该览书不禁皱眉——这俩名字有点儿耳熟啊……
好不容易才回想起来，在原本的历史上，刘曜占据关西之后，长水校尉尹车便勾结巴氐酋大徐库彭，妄图谋反，其事为刘曜所侦知，乃杀尹车，囚禁徐库彭等西戎酋长五十余人于阿房。游遐时为前赵光禄大夫，苦谏刘曜勿杀诸戎，刘曜不允，谁想到屠刀一落，巴氐俱反，推举句渠知为主，号归善王，四山羌、氐、巴、羯应之者竟达三十余万，关中大乱……
这场动乱，最后就是被游子远平定下来的，他主动向刘曜请命，将兵五千，宣言大赦乱众，结果军次雍城，就有十多万氐、羌俯首而降；随即进军安定，讨平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于阴密，并迫使陈安出城郊迎。
最后游子远又兵向上郡，击垮了虚除权渠。
裴该既然想起这些“后事”来，就此动念——这趟平乱，我不如还是让游子远去办吧。
于是召见游遐，征询他的意见。游子远说：“略阳、天水诸氐、巴（巴氐是氐族的分支之一），大小百余部，原本其半数结盟，拥戴苻氏为主。其后苻氏内乱，郭将军进取略阳，摧破其盟，苻氏近乎于灭。徐库彭、句渠知，因此而逐渐雄强，有重合诸部之意。
“然而两郡内氐、羌不下五万户，今闻止得万五千众叛反，可见徐、句之势，尚不足以动摇陇上。臣意当以戎制戎，召军须等发兵往攻，并赦其协从，只剿徐、句，则乱事瞬息可平也。”
说到这里，略微顿了一顿，拱手道：“臣尚有一言，恳请明公垂听。”
裴该说有什么想法你尽管直言，不必隐晦。
游遐便道：“我晋之税，颇为苛重。使户按五十亩计，收租四斛，户出绢三匹、绵三斤，则足田之家，亩税八升——而曹魏时亩税止二升而已，且唯出绢二匹、绵二斤。魏时尚有敌国并立，租赋本较汉时为重，而我晋兴之际，西蜀已亡，旋灭东吴，国无大患，何以税重魏时近乎两倍？实不可解啊。”
裴该笑一笑，说：“此事不难解。”对于晋朝的赋税制度，他身为执政大臣，当然要做详细调研。他也确实觉得赋税过重，曾经打算轻减，是裴嶷等人说国家方用兵于胡，粮秣物资不足，尚不便更改税度——重要的是你从重改轻容易，一旦国用不足，打算增税，那阻力可就太大啦，所以还是暂且维持原状为好。
因此裴该就向游遐解释，说：“其一，前代有田赋，有户税，而大乱初敉，我晋方建，田亩户册多不完全，乃使诸郡国总核户数，暂时不及于田。所收租四斛，其实是合田赋、户税为一的，且止按每户一丁计，其实百姓家中丁壮二三人者，比比皆是。其二，国初所封诸侯过滥，计领内所收租谷及绢，三分之一入为诸侯之奉，是以不得不重赋税，以便国用。
“尚有其三，有官有品者，皆分禄田，可庇佃客，不课租赋，甚至于……可荫亲族……”
总而言之，晋代赋税制度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，食禄阶层过多，导致真正向国库交税的户口和田亩数反倒比曹魏时更加减少，那么为了弥补国用不足，自然就必须重赋苛敛了——西晋之亡，非止诸侯内斗、夷狄作乱，赋税太重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，纷纷依附大族，导致地方坐大，中央衰弱，也是动乱频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。
游遐毕恭毕敬地听裴该解释，完了点一点头，补充说：“明公所言是也。倘若只是按一丁户为计，户足五十亩，则租赋虽重，百姓亦未必不能承受。然而就臣所知，永嘉之前，渭谷膏腴之地，多为官宦所占，百姓户可二十亩，已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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