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着他来操心了，需要操心的，就是税收如何改革了。
如此发达的商业贸易，也让崇祯对于内宫减员的去路，有了一定的信心。以皇家的雄厚资本实力，许多可研发的后世新产品，可借鉴的商业模式，只有在这样庞大的市场规模下，才有更好效果。
坐在轿子中的崇祯，思考着心中的改革方案，通过这次私访的直观印象，方案有了更进一步的丰满，也有了支撑其的社会基础。
崇祯自微服私访后，就一个人闷在乾清宫里不出来了；即使朝会，也是草草了事，又急着回去忙他的事情了。
御案上放着的，是吏部奉命呈上的“六部机构、职责”；机构改革必须提前进行了，崇祯有些后悔，放权内阁有些早了。可是，不放权予内阁，他又腾不出更多时间去思考；崇祯是个比较认真的人，他做不到天启皇帝那样，能把政事真正地放开。
放权内阁，应与机构改革同时进行，否则再从内阁分权出来，就很麻烦了；趁现在内阁职权还未理顺，只有机构改革提前进行，至少要将兵权、司法、监察等权分离出来。
崇祯在后世，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并不是什么政府高官，这就使他难以清楚国家各部门间的运作，各部委机构设置的利弊；外国政府的机构设置，他就更是道听途了。
新中国自成立后，经历了多轮的政府机构改革，可以“机构越精简，人员越臃肿”，公务员比例甚至达到了“26：1”，是古代官员比例的十几倍。
六部设置，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崇祯心目中的改革，但“六部”绝对有它存在的理由。这种政府机构设置的稳定，是千年以来，官员比例变化不大的主要因素；如果他擅自按照后世的标准去改变，恐怕千年惯例一被打破，后面的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，将更甚于现在。 &am;lt;/div&am;
本章已完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