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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章 大学的危机(1)(2/3)

作者:郎咸平 王牧笛等
在大学还有行政化、官僚化的倾向,现在是校长一走廊、处长一礼堂、科长一操场,然后教授叫不响。

郎咸平:对,确实是这样子的。美国、中国香港跟我们内地的教育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就以教授为例好了,在美国就是,不做研究的才有可能去当系主任,当院长的根本就不是做研究的人。在学校里面最受学生尊敬的、最能代表大学之根本的不是像什么系主任、院长的行政人员,而是大学的讲座教授。讲座教授这个词在我们内地还是个新鲜词。

王牧笛:我以前在查郎教授资料的时候,发现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教授,当时也没太搞明白什么叫讲座教授。

郎咸平: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客座教授啊?不是的。

王牧笛:就去做做讲座。

郎咸平:对,坐在位子上讲讲话。它是这样子的,你拿了博士文凭之后到大学教书,先是助理教授,再升到副教授,再升到正教授,这是三个级别。那么讲座教授呢,就是有重大学术贡献,由校长另外再特聘的叫讲座教授。举个例子吧,张维迎的老师莫里斯,他本来在剑桥大学当院长,后来就被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聘过来当讲座教授。当然他伟大多了,我不能跟他比。还有像杨振宁、高锟、丘成桐也是讲座教授,这都是对于自己的学科有重大贡献者。

官员型学者

整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本科生,我为什么不能教本科生呢?

王牧笛:你看在欧美、中国香港,其实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,人家教授是可以叫得响的;但在内地不行,教授首先得兼个一官半职。

郎咸平:对,否则你玩不转。

王牧笛:科研经费你拿不到,你只有沾了系主任,或者沾了院长这个行政职务才能如鱼得水。

郎咸平:举个例子,中国香港的大学的研究经费甚至比美国还要多,在那真正有影响力的绝对不是系主任。像我以前常常被邀请去给年轻教授讲如何申请研究经费,他们找我去讲而不会找系主任去讲。而且一般大学在决策过程当中,会征询一些教授的意见,所以教授是大学的主体,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问我说:“郎教授你只是个教授?”他觉得好像我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。我说:“对不起,这是内地的活动,我们那边是不管这个的。”

王牧笛:而你看2009年评的这个“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”,有100个获奖的教师,其中只有10%左右是一线的老师,而担任党委书记、校长、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,还有些人身兼数职。

郎咸平:有些人问我:“郎教授,你只带博士生吧?”我说:“不是的,我还教本科生。”他们会很惊讶,我怎么会去教本科生。我说:“教育本科生是应该的。”

王牧笛:而且是最重要的。

郎咸平:整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本科生,我为什么不能教本科生呢?我一年还教本科生两门课呢!我觉得很正常。

王牧笛:而现在内地大学稍微有点声望的老师,就不理本科生了。

闫肖锋:我发现这几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多都是大学教授。

郎咸平:基本上都是。但很难看到有什么系主任。

闫肖锋:中国大学教授里面出个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不大。因为我看到中国有一种说法,至少在经济学家里面是这样的:一流的教授去了国际机构,像跨国公司;二流的就去大国企、大的垄断集团;然后三流的学者才去象牙塔教书、搞学问。这就是说去大学里面当教授的是混得不好的。

王牧笛:现在是用财富来衡量知识水平。

郎咸平:我上次打电话去某大学找个人,我说请问你是哪位啊?他说他是某某校领导。要是我,我肯定说我是某某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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